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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提出“有条件的年轻人毕业后可以考虑啃几年老”的观点,引发广泛讨论。
梁永安教授表示,“啃老”并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而是重要的自我探索过程。年轻人毕业后无须急于工作,应当趁年轻挖掘兴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即使花两三年探索世界后没有很快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还是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不出意外地,这一番言论在网络上遭遇了群嘲。“家里是农民怎么啃”“那样应届生身份就没了”“我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养不活自己都会感觉很羞愧”,大多对梁教授这个意见嗤之以鼻。
联想到曾经有个热搜,“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今天舆论场上的专家面貌,确实让人一言难尽。现在只要看到“专家”两个字,我马上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嘴角一抽。
这些专家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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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专家,特别爱在年轻人的话题上发言,教导年轻人怎么做人。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教导年轻人是最容易的——不需要多少专业背景,只要年纪大一点就可以,最好还会两句鸡汤体的片汤话。
于是就会发现,今天教导年轻人的专家,几乎来自各个领域。研究经济的、房地产的,学文学的、新闻的,几乎都可以站出来说两句。就算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似乎还有“年纪”让人无话可说。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年轻人话题是最有流量的。毕竟,像“热搜”“流量”这样的东西,终归是由年轻人推动的。
所以,你很少看到专家建议老年人养老金怎么花,大多是教育年轻人:
“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为了钱而工作”“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
这一个个言论,简直魔性。
图/网络
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怀疑这些专家的动机:他们不会是像他们自己经常批判的那样,是“哗众取宠”“流量至上”吧?
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抹掉专家的头衔,如果是过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说这些话,倒也没那么刺耳。
他们跟我讲讲怎么买房,建议生生孩子,其实也能理解,一般人听到也就一笑而过。因为你知道,你没法对他们期待更多。作为乡里乡亲,他们能提供的视野,也只到这个层次。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专家,一个个头衔煊赫,他们跟你谈的也无非就在这个层面,这大概就让人有点烦躁了:最起码,你别让我听两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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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导年轻人做事,并不必然就是错的。
就像人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种话,估计年轻人就很受用。
今天的很多专家发言,细究之下会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事实上在扮演社会问题的鸡汤化转译。
比如所谓可以啃老、不必急着找工作、不要为了钱工作,可以先开阔视野、人生探索、自我积累云云,这事实上回避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代年轻人的求职、收入、权益保障困境。
图/视频截图
在这种看似循循善诱的话语里,看似柔软绵密,实则是把冷峻的铁板包裹其中了。由此,公共问题被个人化了,现实问题被内在化了——你只要做好自己,调整内心的态度,问题就消失了。
这并不可能,也早就注定了这些专家建议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一个稍微动一下脑子的反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可买不起怎么办呢?
建议“没有工作的人把闲置的房产出租”,可没有房产怎么办呢?
建议“年轻人找工作不能只考虑收入”,可是生活怎么办呢?
从根本上说,这些专家存在一个错位:你们的论说对象,不应该是年轻人;公共机构、行业组织、社会规则,这些才是应该去建言的地方。
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靠纳税人经费支撑起来的公立大学或机构,拿着财政经费保障的工资,到头来只是跟年轻人说两句不经意间透着傲慢和优越感的话,说话对象都要挑个“软柿子”,又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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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家,或许也知道自己的话会招骂,但依然乐此不疲地说,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名利心使然,没法拒绝舆论曝光度的引诱。
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丧失公共性,依然在就社会问题发声。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这是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时兴起的一种知识阶层。面向社会发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
就像康德所说:“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只有进入公共场合,知识分子才具备了基本的资格。就像哪怕和专家话语同构的七大姑八大姨,她们之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她们的话没有进入公共场合,当然,这是个好事。
而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并没有比这些老家亲戚高出多少,其实也是在挥霍自己的公信力,导致像“专家”这样的头衔被污名化。
当然,这些发言者倒未见得在乎,毕竟受损的是集体,受益的是本人,没有人会想着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负责。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损失:人们对知识权威祛魅,对人文素养轻视,对道德感召力不屑,一种原子化的、个体化的、无价值化的观点碎片,成为一种狼奔豕突的公共情绪。
在今天,“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文明”会被说成“圣母”,“权利”会被说成“打拳”,一切都在娱乐、调侃性和不屑中被解构。
就好像今天对文科的轻视,补课老师也可以对一个专业发起挑战。看上去,这轻视的是一种学科,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谓的社会关怀都显得虚无、荒唐,最好的学者,就是那些理工科,“毋需多言、给我产品”就好。人们只崇拜刚性的工业力量,而非柔软的人文思索。
对此,人们也没什么办法反驳。专业声誉,恰恰是在很多学者犬儒化的发言中,自己丢掉的。
也很难评价这个现象是好是坏。人们丧失了某种公共信任,至少每个人都更“自信”了,更加“勇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更热闹了,这个现状,人们终究是要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