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　当地时间9月4日，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宣布，任命前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高管、著名国际商业顾问、拥有加拿大和乌干达双重国籍的鲍达民（Dominic Barton）为新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从而结束了长达数月之久的大使空缺。

原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是“中国女婿”、曾在内阁担任要职的麦家廉（John McCallum.），年初，这位“知华派”大使因对媒体公开表示“美国最好主动放弃引渡孟晚舟”而被风口浪尖上急于撇清自己的加拿大联邦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逼迫去职。

鲍达民同样是“知华派”：他在担任麦肯锡高管期间曾常年在远东工作，其中2004-2009年常驻上海，因贡献卓著荣获“白玉兰”奖；此后他长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是中国国开行资本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他最近的职位是加拿大泰克资源公司Teck Resources董事会主席，该公司主营采矿业，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拥有其10.5%以上股份。

加拿大联邦总理府在一份声明中称，鲍达民有多年亚洲工作经验和全球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这将使他成为在中国代表加拿大和加拿大利益的绝佳选择”。.加拿大联邦外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则表示，对鲍达民的任命是“经得起考验”的。

自去年底孟晚舟事件发生后，加中关系持续走低。加方将被中国指控“间谍罪”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沃（Michael Spavor），以及随后发生的加拿大农副产品对华出口危机，一概解读为“中方针对孟晚舟事件的报复”，不仅多次高调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秩序”，而且一直试图联合美国、欧洲等盟国一同向中国施压，结果适得其反。许多分析家都认为，此时此刻杜鲁多选择既是“知华派”，又和联邦自由党关系密切（他和杜鲁多及其经济顾问巴茨Gerald Butts都是故旧，又曾出任联邦财长莫纽Bill Morneau经济增长咨询委员会主席），是既能和中国政要搭上话、又便于和加拿大联邦政府迅速沟通的人选。事实上早在2016年，杜鲁多就希望鲍达民出任驻华大使，但被后者拒绝。

作为一名曾长期对华工作的商界人士，鲍达民从不掩饰自己对加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几天，他表示“中加之间有许多需要共同完成的事，这才是我认为应该继续关注的问题”。面对康明凯、斯帕沃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国内的汹汹舆论，他多次告诫“必须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此前他拒绝提名，是不想趟政坛的浑水；如今慨然应允，则是因为感受到加中关系近期的凛凛寒意，想对暖化这一关系尽一份心力。

对鲍达民的任命，加拿大出现了明显的“商热政冷”现象。

商界和学界人士普遍表示欢迎、支持和期待。

加拿大商会（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比蒂（Perrin Beatty,）称赞这项任命，称“如此关键时刻很难找到比鲍达民更合适的人选，很少有加拿大人在国际问题上如他那样知识渊博并受到普遍尊重，他具有深刻公共服务意识、出色的智慧和巨大能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在中国的新使命”；加拿大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主席海德Goldy Hyder认为，提名鲍达民为恢复加中对话、弥补外交裂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现在需要把重点放在解救两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做些什么来恢复贸易关系上”；渥太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帕里斯Roland Paris认为，这一任命是积极信号，或许表明双方冷淡的关系将有所解冻，鲍达民对中国的了解有助于帮助他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

但政界和外交圈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最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奥图尔（Erin O’Toole）称，中国和加拿大正发生最严重外交危机之际，选派一个毫无外交经验的人出任驻华大使不合适；联邦新民主党议员安格斯（Charlie Angus）则称，鲍达民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和联邦自由党关系密切，没有资格当驻华大使；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和赵朴（Guy Saint-Jacques）、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伯顿(Charles Burton)等则或直白、或含蓄地表示，鉴于鲍达民在与中国交往时“过于注重商业利益”，他“未必会胜任代表加拿大关注中国人权等问题的使命”。

对此一些加拿大分析家指出，加拿大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是否应如杜鲁多和一些主要反对党政要所一再声称的，“将人权当作未来使命的核心”，原本就值得认真讨论，而杜鲁多在“究竟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态度暧昧、反复摇摆，且动辄“甩锅”，自认为“可以代表总理意见”却最终被“甩”的麦家廉就是一例。就在任命鲍达民的第二天，杜鲁多在和《多伦多星报》编委会会面、回应“如何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加拿大最新谴责”的提问时，再次指责中国将“任意拘捕”作为“实现其国际国内政治目标的工具”，称“这种压力战术不仅令加拿大、也令其西方盟友担忧”，抨击“中国的规则和原则和我们在西方实施的规则和原则格格不入”。许多分析家指出，今年是加拿大立法选举年，杜鲁多惟恐被反对党攻讦为“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绥靖软弱”，因此才会一再“甩锅”、“变脸”。但杜鲁多此前不断强硬指责中国，并竭力拉拢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各国联合施压的方法适得其反，非但未促使康明凯.和斯帕沃.获释，反倒激化加中间矛盾，令农副产品出口纠纷更难解决。如果杜鲁多继续这种“甩锅”和“摇摆”的“曲风”，鲍达民即便使尽浑身解数，恐怕也很难点石成金。

还应看到，几个月后加拿大将迎来联邦立法选举，目前选情十分胶着，一旦杜鲁多暨执政的联邦自由党败选，从前述反对党态度看，鲍达民的大使地位很可能发生动摇。鉴于此，我们很难对这位腾挪空间十分局促的“知华派大使”，寄托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