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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打工:如果每月寄回家1万块钱 代表没出轨

环球中文网 时间:2019-07-06 08:46:27

【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 

老杨来自中国江苏农村,2010年开始在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此前他曾在以色列、阿联酋打工。他说二儿子还没买房,首付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中国人的一天》推出“异乡人”系列策划,为你讲述中国人背井离乡在外国打拼的故事。

老杨今年55岁,来自中国江苏苏北的农村,2010年便来新加坡做建筑工人,这本该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最后一年,毕竟年龄大了体力不如从前,但面对家里的烂摊子,他不得不选择续签。

见过的炸弹袭击,也遭遇过抢劫

老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二儿子在南京工作,大学毕业2年,还没买房。“那里平均的房价都到了3万多,首付都要一百万,我不干能怎么办?”

年龄过了50岁在新加坡续签不好办,只能花钱买通雇主,这花了老杨不少钱,最终好歹办下来了,而这一签又是一个两年。“我40岁的时候,看工地有人52岁了还在工作,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自己50岁肯定就能退休,这一眨眼就55了,还在出国。”老杨苦笑道。

老杨的相册里放着很多家人的照片,其中这一张是他刚到以色列时拍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老杨自2003年便出国劳务,是中国浩浩荡荡劳务输出大军的一员。在老杨的老家连云港,几乎家家户户的男性都出国,出国劳务几乎成了当地人改变命运最重要途径。

在来新加坡前,老杨去过以色列和阿联酋。他在以色列经历了巴以冲突,在阿联酋遭遇抢劫,在新加坡又见证强人政治的落幕。

老杨至今保存以前出国机票的票根。

“炸弹袭击很正常,为了防止巴勒斯坦的毒气弹,以色列所有人手里都有一个防毒面具,政府强制配发,随身带着。”谈起离开以色列,老杨面有悔色:“那时巴以冲突,签证恰好又到期了,就回国了,很可惜,那会儿希伯来语我基本都学会了,和当地人交流完全没问题,不像现在(在新加坡)英语怎么也学不会。”

老杨在迪拜的工作日记。

老杨离开以色列后又去了阿联酋的迪拜,“我被黑中介骗上车,那个人拿着手臂长短的螺丝刀威胁我拿钱,我拼命把车门踹开跑了出来。”老杨还经历了迪拜经济的高速发展,“09年债务危机,迪拜塔没钱建了,经过哈利法的经济援助才再建起来,所以改名叫哈利法塔,我算是看着它建起来的。”

但是在阿联酋的这几年,老杨没赚到什么钱:“活多钱少,那时候一年才赚4万多,没什么意思,签证到期便回家了,但还是比家里赚的多。”

后来去新加坡的同乡越来越多,老杨索性也跟着去了新加坡。

中国人落脚的芽笼是新加坡的红灯区

来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大多落脚于新加坡芽笼(Geylang),芽笼处于新加坡金融区以东,位于新加坡河的东部。

初到芽笼,看到街边林立的食肆酒家、网吧,甚至街边停着的共享单车都和国内无异,会有种还身处中国的错觉。

芽笼街头的共享单车,和国内的命运相仿,要么被损毁停在街边,要么成了打工者的私人财产。

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性交易合法的国家,而新加坡大部分性交易场所则集中在芽笼,在网上搜索芽笼出来结果最多的便是“红灯区”。

新加坡素来以文明干净著称,而芽笼则像这个花园城市的另一面:街边随处可见贩卖私烟和春药的小贩,三五人成群聚众赌博,站街女在路口招徕顾客,这里属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

除了中国人,芽笼也聚集了大量来自各亚洲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如孟加拉、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多民族混居也造成了芽笼的多元文化特征,各类信仰相互交织相处着。

老杨和他的豪华旅店

在新加坡劳务的工人分为两种:公司工和散工。二者的区别是年龄,很多人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公司便不愿意再招收,就只能做散工,公司工公司会提供住宿和餐食,而且有底薪,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没有经济保障。

新加坡的工人车。政府规定必须有棚才能载人,芽笼的清晨的街道上,能看到一辆辆载满劳工奔向目的地的车子。

老杨说年纪大了后工作越来越不精细,有时候会被工头嫌弃。老杨体力不如从前,他的搭档虽然比他小不了几岁,但体力比他好很多。

老杨的表弟王兴(42岁)来新加坡也有6年之久,因为年轻体力好,在新加坡做公司工。“散工其实不太合法,是干一天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拿,每年还要交准证费,固定的1万新币(1新币约等于5元人民币),不干活也得交,公司工有底薪,我能偷懒指挥印度裔工人,散工行吗?”。

老杨来新加坡之初也是公司工,公司包食宿,吃盒饭,住集体宿舍。“订的饭也吃不饱,工地还不给做饭,我周末自己偷偷做面吃,一次要放12个鸡蛋。”王兴抱怨道。

集体宿舍没空调,有时候王兴觉得宿舍太热,他会去工地的二楼睡觉,新加坡因为登革热对防治蚊子非常严格,因此这里鲜有蚊虫肆虐。“铺一张大白纸,往那里一躺,睡觉非常舒服。”

而集体宿舍一般情况就是十几个人住一间,各国人混住,使用公共浴室。大家相处倒也和谐,互相尊重各自习俗,比如进门就脱鞋,洗澡时怕印度裔抱怨,中国人也都不再裸体。

老杨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开始做散工,没有公司提供住宿后,他便开始在芽笼租房住。“一开始在芽笼租床位睡,6个人一间那种,便宜,但我睡眠不好,有个人晚上老是做噩梦,乱叫,太影响休息便自己出来住。”

老杨住所外景。

他现在租了一个单间,是经过改造的酒店楼梯下方,房间很小,不足5平米,进去以后都直不起来腰,“这里以前是个小酒店,因为没电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劳工宿舍。”房租为250元新币,用空调的话每月再加100元。

老杨和他的“豪华旅店”。

老杨隔壁住了一个孟加拉人,两间房的电因为连在一起,同时用空调的话就会跳闸,和房东说了也不管。有时候半夜跳闸了,孟加拉国的人便会敲门让老杨去弄电,“房东怕他们瞎搞,所以把电闸的钥匙放我这里了。”后来老杨索性就只用风扇不开空调,“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热了。”

老杨在公共厨房准备年夜饭,春节是新加坡公共假日,印度裔工人也得以休息,老杨在煮牛肉,孟加拉人则在煮咖喱。

房东是个浙江人,老杨住的房子便是房东儿子之前在新加坡承保建设的,后来房东儿子回国教书了,这里便交给他妈妈来打理。“房东可能因为老伴走得太早,很强势,说话做事都让人看不下去,你要是敢对她说不,她立马就让你搬走,这里的人都很讨厌她。”老杨抱怨说。

每个月100新币的通勤费用对老杨来说还是太贵了,他后来从组屋捡了一辆房东不要的自行车,修好后便骑自行车去工作,“这个车质量不好,需要经常修。”

老杨生活非常节俭,他房间里大部分家具都是从组屋捡回来的(组屋是指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平时也没什么花销,衣服一直穿以前公司发的工作服,早饭晚饭都是自己做,中午则打包一份2新币的盒饭带到工作的地方吃。

芽笼街边的二手小贩,卖的东西都是从新加坡人组屋内捡来的,往往非常便宜。

老杨每个月会在固定时间往家里打钱,“房租250,通勤100,吃饭200,签证费1000,每月固定支出就是这些,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了,每个月可以给家里寄一两万。”

老杨早早为大儿子买了房,而王兴的女儿打小就被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就读。

瞧不起中国人,也离不开中国人

老杨的工作签证

老杨每天上班路过的一家餐馆是他同乡开的,对方90年代便来新加坡打工,移民成功后开了这家店,“赚了大钱了。”对于这种不同时间点造成完全不同的命运,老杨有些后悔:“我来晚了,听说前些年想拿PR(即永居居民身份)还是很容易的,现在我即使拿S Pass(S准证)都没办法申请PR。”所谓S准证,指的是“雇主每雇佣10个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佣一个SP的外籍”,是相对高级一些的签证。

因为工作签证越来越不好办,近些年来新加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老杨来新加坡这么多年,基本没去过所谓的“景点”,也不会用手机地图,每天就是三点一线。

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中大部分已经来了很多年,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里。老杨楼上的一名住户,来自江苏南通,每年需要等到开春才回一次家。“家里太冷了,我回家受不了。”

老杨遇到同乡,同乡说他准备今年回家过年。

老杨目前的工头和他是同乡,03年便来了新加坡,至今已经16年,虽已经做到工头,但一直拿WP签证(工作准证),连自己租房都不行。问及对新加坡的态度,工头说:“我就是来打工的,这里就是个赚钱的地方,新加坡和我有什么关系?”,而在此之前,他也骄傲地表示:“我村里有几户人家都不知道,但新加坡哪条街道我不知道?”

关于中国人的逐年减少,老杨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中国人素质不高,“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没学历,不卫生,爱闹事,新加坡人本身素质又高,看不惯中国人。有一次我在一家华人家里装修,想上个厕所,客厅的厕所不让上,必须去女佣房上,根本瞧不起中国人。”

喝醉的中国人躺在地铁站外,钱包就随手仍在身边,老杨认为这些人很丢中国人脸。

“这里诱惑很大,去赌场,找女人都是合法的。”老杨的表侄也在新加坡打工,半年前找老杨说要借点钱修手机。刚给家里寄完钱的老杨把仅有的200元新币给了他,结果他去了网吧,最后还因为欠钱被网吧扣留了。老杨的表侄本来可以拿到S签证的,因为这件事被新加坡老板开除了。

一名失踪中国员工的告示贴。

二是中国人工资很高。在老杨看来,中国人正在蚕食新加坡的工作岗位,移民政策收紧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而相比之下,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劳工工资只有中国人的一半,因此现在新加坡人更愿意雇佣孟加拉人,但因为中国人的技术要比孟加拉人的好,而且更吃苦耐劳,又不得不请华人,这里的搭配往往是一个中国人带着几个孟加拉人做工。“新加坡公司都不想请中国人,但是有些工作只有中国人能做。”

男女搭伙过日子,大家心照不宣

和这里的大部分人劳工一样,老杨平均两年回一次国,不回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一来机票钱不便宜,二来回家耽误工作,没有收入。

因为很多同乡在新加坡劳务,而老杨作为其中年纪最大的,他每年都会做东邀请晚辈来他这里吃年夜饭,“已经比去年好了,今年还有木板做桌子,去年一群人蹲在街边吃年夜饭。”

来这儿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家多年,也都习惯在异国过年,因此饭桌上谈的更多的是工作,比如被谁拖欠工资,哪家公司待遇更好这些事。

新加坡的华人文化非常浓郁,当地居民基本都会说普通话。

对这些打工者来说,久不归家也滋生了很多家庭问题。因为身处异地,加上沟通不畅,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夫妻关系会变得紧张,更有甚者有些人回家就离婚。

老杨的夫妻关系也不好,“反正两个人见面就吵架,还不如在待国外清净。”他本来打算今年回国过年的,却被妻子拒绝了,理由是老杨五个月前刚回过家,外加家里还有外债,让老杨老老实实地在外打工。

老杨之前回家是祭奠已经去世周年母亲。“最大的遗憾是老人小孩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没有陪伴在身边。”一说起家庭,老杨总是有些伤感。

大年初一往家里视频通话,但可能因为家人都在各处拜年,老杨的几个电话都没打通。

“这里的人都去过(红灯区),他说他没去过,你信吗?”因为都身处壮年,大家对各自的越轨行为都心照不宣,即使是同乡也都不再掩饰,各自回国后都会相互保守秘密。

年三十那天,团圆饭吃了一半,老杨的一个远方亲戚借口还有下一场聚会后匆匆离去,尔后一行人饭后散步,恰好撞到他揽着一个女人逛街,一行人没做打扰便悄悄走开了。“这个女的就是和他搭伙的。”老杨介绍说。

贴在街边的房屋出租信息,以及寻求搭伙的广告。

“搭伙”是因出国劳务发展出来非常特殊的亲密关系现象。

搭伙其实是指在国内各自有家庭的男女,在异国临时拼凑组成露水夫妻,一起生活,相互慰藉。搭伙文化并非是新加坡打工者独有,在很多移民国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不同的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并非移民,因此这些搭伙夫妻最后会因各自回国解散。

“前段时间我在地铁站坐车回家,有个中国妇女来问我路,顺道要了号码,过了两天打电话问能不能住我这里,这不就是找人搭伙吗,我和她说我小舅子就住我旁边,住不了,我去搭伙不是找死吗?”

搭伙对老杨来说并不划算,因为除了承担房租之外,对方的衣食行也得出钱。老杨和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男的每月都能往家里汇一万多块钱,那他就没有搭伙,如果汇不了,那铁定就是在搭伙了”。

“搭伙的人回国后也都是各过各自的,再不会联系,都很自觉,很少有人为搭伙离婚再一起过的,毕竟国内都有家室孩子,拉不下这个脸。倒是也有怀孕的,新加坡医院不会给你打胎,只能吃从国内带过来的打胎药。”

老杨让我帮他拍张照,后面的背景是阖家团圆。

中国人素来以勤奋耐劳著称,这些像老杨一样的人为改善命运独自一人在外打拼。因为久不回家得忍受无尽的孤独和寂寞,也因为无依无靠而变得生猛无所畏惧。

他们为了改变贫穷的家庭流落于各个国家,也因流落丧失了和家庭的亲密互动,仿佛被开除的一员,游荡于世界各国打工,停留又离开。

(中国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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