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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非典型钉子户:360度环绕 孩子与桥一起长大

环球中文网 时间:2019-02-02 10:02:47

【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围成一圈一圈的洪德立交桥上,车像彩色橡皮糖一样,穿梭在巨大的环形滑梯里,伴着“簌簌”的气流声飞驰而过。每天只要一抬头,11岁的郭浩就能透过窗户看到这样的景象。

他的家就在这座立交桥中央,一栋刷成黄色的八层小楼,被360度圈了起来。

2008年年底,广州市海珠区洲头咀隧道的中段项目启动。白色的拆迁通告贴在了小楼的各个出口,这里被规划为配套绿地,但楼内几户人家不满足补偿条件,拒绝搬迁,最终,小楼被整体保留下来。

郭浩一家七口住在一层,如今是小楼里唯一的常住户。十年来,这里水电照常供应,桥上还增设了隔音屏。除了旁边的洲头咀隧道控制中心,立交桥就是他们唯一的邻居。

夜晚的洪德立交桥,路灯和车灯编织出两条鲜亮的黄带子,流淌向更远处的高楼,融入深蓝色的霓虹灯里,“圈中楼”就像镶嵌在中间的一颗黑石子,成为广州的一道特色风景,郭浩一家被网友评为广州“最牛钉子户”,甚至是“最幸福钉子户”。

但“从外面看好看,里面是另一个样子。”郭浩的爸爸郭利说,立交桥一点点耸起,楼里的灯一盏盏灭下去,小楼最后变成一具空壳,成为附近流浪猫的落脚处。

立交桥破土动工那年,郭浩从妈妈的肚子里跑出来,和立交桥一起长大。

他看着挖掘机像张开嘴巴的大鲸鱼,一口一口咬着房子,最后变成平地上的一堆破碎瓦砾。立交桥建成通车后,他跑上小阁楼,透过铁护栏的窗子向外面张望,担心汽车飞进自己家,把房子戳一个大窟窿。

他最先发现桥上出现了两层的公交车,和奶奶尝试了附近站台每一条线路的公交车,到了总站又坐回来。在没有玩伴的童年,这成为郭浩觉得最有意思的游戏。

这里没有强拆,没有断水断电,没有邻居,也没有人注意。这些年,广州塔、天河城等建筑相继落成,昔日的农田、林地、池塘变成今天的住宅、商场、道路。他们还要继续与桥为邻。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以文明的名义,成为大桥下面一颗特殊的“钉子”。

夜晚的洪德立交与钉子户。图片来源网络

最牛“钉子户”

永兴街28号,要找到这个地址并不容易。

快递员过了“永兴街26号”,就再也找不到编码了,“这里还能住人啊?”他很惊讶。郭浩的老师来家访,不小心走到立交桥对面的房子,怎么也绕不进来。同学寒假时想找他玩,没有找到,开学时告诉他,“你家太乱,太难找了”。

“就像绕着一条龙,我们的房子就是中间那个蛋”。郭浩的妈妈这样说。

但在11岁的郭浩眼中,这个蛋壳一样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豪宅。

这间藏在楼房背面的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被黑褐色的木板分成了两层。一层有厕所和厨房,两个人在里面打转都有些困难;二层小阁楼再被木板和发黄的布块隔出三个小单间,三张褪色的木头床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冬天,阳光很难照进来。

三年前,大伯一家受不了立交桥的噪音,搬了出去。这之前,七口人“蜗居”在这里。

“挺豪华的,是吧!”郭浩神气地说,“我住的可是豪宅,因为有两层。”

推开木门,“吱呀”一声,屋里的时间像是停滞了。老式日历挂在左边的墙壁上,橘色的低矮茶几上,一台有线电话用来和外界联系。这里没有WiFi,也没有电视。

六七年前拆迁的时候,施工队把有线电视的电缆剪断了。父亲郭利打了四五次投诉电话,对方说,只剩一户人家,重新拉线会很麻烦,建议报停。最近,他们干脆把闲置多年的“大屁股”电视机卖了,换了25元钱。

对于缠绕着家的这座立交桥,郭浩很不喜欢。“很丑,老土,都是白色”。要是把它改装成过山车就好了,“在房子中间打个洞,绕着‘钉子户’转,比十环过山车还刺激,那才是‘最牛钉子户’!”如果在两边挂满亮着彩色屏幕的手机做装饰,那就更好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户人家至今还住在这儿。小楼几十米之外的住户肯定地说:“没有人住,从来没看到亮灯啊”;出租车司机从立交桥上经过,“不可能吧,一栋房子只有一户人,那多恐怖,和鬼屋一样”;每天驶在桥上的公交车司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栋楼。

2015年立交桥刚通车的时候,媒体来了一波又一波,他拉着记者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

在学校里,同学跑到他面前说:“你上电视啦!”

“嗯,知道了。”他没告诉同学,家里没有电视。

放寒假了,白天,只剩郭浩和奶奶在家。他经常坐在短木沙发上发呆,偶尔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跳一跳,或者自己下飞行棋,左手PK右手,再看一看“翻了几百遍”的《中华成语故事》。

老师说,他在学校里和别的小朋友性格合不来,打电话给家长,建议他们最好换个地方住。

立交桥下,小楼里唯一的留守户。程静之 摄

小楼已是一具空壳,成为流浪猫的落脚处。程静之 摄

桥与楼

郭利开一辆租来的蓝色丰田汽车,行驶在广州各个角落,他到过繁华的天河城,也到过老城区的小巷和脏乱的城中村,又窄又小的巷子里,散落着各种瓶瓶罐罐和快餐饭盒。

夜里两三点,做滴滴司机的他收车回家,立交桥上的车稀疏了很多,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什么灯光,像被卷进一个大黑窟窿里。回到家,他打开自家那盏瓦数很低的灯。

十几年前,郭利家附近还是热闹的商业街。街道两边是两排长形平房,中间用铁网或木板隔着,年轻的老板娘用粤语吆喝,“又便宜又漂亮,手慢就没了,快点过来买啊”。

郭利的父亲在附近的木器公司工作,“以前的老住户大多和我爸爸是一个工厂的。”出门买菜,满街都是互相打招呼的人。

他们所住的小楼一层是公司放木材的仓库,每年交给公司1107元租住。

2004年,广州市决定建设洲头咀隧道,位于广州西部老城区,跨过珠江,是广州市最大的过江隧道。隧道区域环境复杂,芳村端北面有一家大型化学有限公司,又与有百年历史的德国教堂及挂牌古树“狭路相逢”,最后教堂为隧道“让步”,进行平移。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隧道方案借鉴了上海南浦大桥的经验,在海珠一侧隧道和内环路连接处,设置绕圈式引桥。内环路一方是高架桥,一方是地上通道,绕圈让车辆能够缓慢上升或下降,确保行车安全。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为此设计了三种立交布置方案,最终选择了耗资较大,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少的一种,拆迁量也较合理。

看到贴在大楼旁边的拆迁公告时,郭利没什么担心,“跟着一起搬就是了”。拆迁办提出了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给住户提供相同面积的安置房,另一种是按市价提供等面积的补偿款。

这对郭利来说远远不够。

“我哥也有一个孩子,加上我老妈7个人,要么多给我一套一厅一房,或者给一厅三房。”郭利说。他最初提出过三套房的要求。

拆迁办解释,按照政策,只能补偿一厅二房(两室一厅)。

双方没有谈拢,挖掘机已经开了进来。每搬走一户人家,施工队就把电线和水管拆掉。

对郭利家,拆迁办没有过激的行为。为了保证这家人正常的生活,居委会的一个负责人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以前的电是一个网络出来的,哪根线能剪,哪根不能剪,就像照顾一个特殊的孩子。

一天,郭利家突然间断电断水,他找到拆迁办负责人。

“我去看看。”身材微胖,有些秃顶的负责人说。他让工人重新接回去,一两个小时后,水电恢复了。

住户一家家搬走,周边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他们像被包围在一片废墟中,黄色的泥浆从地面打的桩孔里冒出来。“家就在面前,可就是过不去。”郭浩的奶奶说,有时候背着孙子去买菜,新挖的一条大沟横在房子前,“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后来,拆迁办的人留了一条小路,方便这家人出入。

一个大雨天,雨水渗进了家里的四壁,泡了水的墙上,涂料都爆出来了,起了一个个小疙瘩。郭利又去找拆迁办。负责人打电话叫来工人,找到被拆的排水管,用铁皮把雨水引到另一个管子里。

2015年初,隧道正式建成通车,拆迁办从这里离开,两年后,负责人也换了新的一批。

郭利和新负责人反应情况,道路扩建办特意为此开了一次会议,据他回忆,对方最终决定补偿两套房子,但手续又卡在了项目办,认为这样安置不合适。他们建议郭利找木器公司。

郭利夹在中间两边跑,最终没有结果。

新修的道路把房子周围的地势抬高了,去年台风“山竹”来袭,晚上八九点,积水像海浪一样一片片涌进家里。郭利让儿子赶紧上小阁楼,他和妻子把鞋子、衣服匆匆装进布袋子往高处搬。不到半个小时,水就没过了膝盖,冰箱漂了起来。凌晨三点多钟,水才退去,留下遍地泥浆。

房子边角的木料老旧了,吸水太重也会掉下来。2010年,广州开亚运会时,为房子“穿衣戴帽 ”,小楼外墙涂了一层鲜亮的黄色,边框加了一些材料,增加了立体感和层次感,看上去大气了。几年过去了,好几次,郭利看到脱落的材料砸在水泥空地上,碎成好几片,他担心,有一天会砸到家人。

郭浩和奶奶两个人的午餐。程静之 摄

喧嚣与孤独

郭利没想过妥协,他认为房子既然纳入红线,迟早会拆,只是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他在新闻里看过其他“钉子户”的遭遇。重庆“最牛钉子户”,开发商为迫使住户迁离,把四围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于地面十余米,像孤岛一样耸立着。他从未担心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会这样做。” 他肯定地说。

最有希望搬离的一次,拆迁办找到郭利,说申请批下来了,两套房子,让他们去办公室签合同。

一家人去看过要搬进去的那栋大厦,距离这里只有4.4公里。崭新的奶白色外墙、明亮通透的阳台,站在大厦高层远眺,可以看到广州塔和珠江。

那天中午,这家人下馆子庆祝,只等最后一道盖章手续通过。但三年过去,拆迁办换了新的负责人,换房的消息还是没有着落。

他觉得搬离这里基本上不可能了。

白天的洪德立交与郭浩的家。图片来源网络

广州大学公法研究员王达曾参与过许多征收拆迁项目,遇到过形形色色的“钉子户”。他认为为了公共利益修建立交桥,是没有争议的。

“最高法院确定的基本规则是合法房屋等面积安置,但在法定标准之外,同时还要考虑住房保障。”他说,政府在公平合理补偿的大原则之下,还要突出社会保障,不应当形成今天这种局面,“不管是道路用地,还是绿化用地,都应该拆。两侧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员来讲是潜在的危险,对住户更是一种威胁。”

他记得深圳一个村庄,上千户都拆掉了,最后只剩一栋房子,拖延了九年时间。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长期拆不掉,加剧了供地不足问题。

浙江大学一个博士在《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及其治理》论文中,曾对2003至2014年间有过完整报道的50个标志性钉子户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征地拆迁过程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基本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交通枢纽建设拆迁的不在少数。有人以极端形式抵抗,地方政府时常处于“四处救火”的窘境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以依法强征收场,而对项目进行重新规划,绕过拆迁户房屋的,只有百分之四。

类似郭利这种桥与房并存的情况并不多见。广州市建委的工程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由于留守户所在的住宅楼并没有挡住工程,隧道才能在留守户坚持不搬迁的前提下也能开通。

郭利的母亲今年84岁了,背已经佝偻,步履蹒跚。 一个人在家时,她总会把生锈的铁栅门锁起来。“很多货车停在旁边”,居委会的人也提醒她,“要小心一点”。

她最怕刮风下大雨的时候,天色一下子沉下来,屋子外面的枝条甩动,玻璃乒乒乓乓地响。

她感觉自己一家就好像生活在荒岛上。门前的桥一高一低、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地环绕着,车辆扬起的尘土总会落在家里的茶几上,沙发上,厨房里,她拿抹布一遍一遍地擦也擦不干净。

半夜,大货车“嘭”地一声急刹车经常让她惊醒。

“奶奶,外面好吵。”睡在一旁的郭浩也醒了。

“那你就用被子把头捂住吧。”

郭浩迷迷糊糊缩进被子,阿婆哄着他,一会儿又睡着了,她却再也睡不着。

即将到来的除夕夜,阿婆的女儿和大儿子将回到这里,十几口人,挤在房子里吃团圆饭。没有电视,没有春晚,这就是房子最热闹的时刻了,欢笑盖过窗外车辆驶过的声音。立交桥终于安静下来。

(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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