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中文网 cbeiji.com讯】 1978年的7月10日，凌晨3点。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要知道，除危机情况外，这个点很少有来电。
来电人是时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当时正在北京。
接起电话的卡特有些紧张，他警惕地问道：“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答：“不是，是邓小平问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5000名中国学生来到美国留学。”
卡特长舒一口气，并欣喜地回：“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名中国学生。”
1978年，届时的中国刚刚复苏，邓小平决定向发达国家输送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出国，这是他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速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之所以这么坚定，是因为邓小平也是留学的受益者。
赴法留学，使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认识了周恩来，在那里决心改变中国。
当时的中美还未建交，美方也没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毕竟，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
当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相关的漫画。
这种缩小差距的追赶，需要莫大的勇气。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派出5000人。
因为各种原因，那一年的名额只有52个。
1978年11月14日，教育部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首批人员赴美日期的函件
经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的层层选拔后，最终的出国名单终于定了下来。
柳百成就是名单中的一员，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便在动乱中也没有放弃学习，白天搬生铁、熔铁水、浇铸件，到了晚上，就捧起一本英文版的《美国铸造学会会刊》啃了起来。
柳百成当年有一尺厚的英文笔记
厚厚的英文笔记，成了他之后留美的通行证，可激荡了10年，更多的是英文一塌糊涂的中国人。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唐占晞回忆那一批留学生面试签证官的场景——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1978年12月26日抵达美国的通关表格
1978年12月26日晚，北京下起了雪。
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
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
52名留学生对美国既向往又陌生，他们还在飞机上讨论过，美国用不用粮票。
1978年12月26日，方毅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并合影
国家给这52名学者准备了总共50美元的“零花钱”，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见得，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多“拮据”。
这些钱一直被领队柳百成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大家伙到了机场的中转大厅，连厕所都不敢上，“怕要给小费。”
当时的中美还没有通航，经历了近20个小时的飞行，52名留学生终于平安抵达美国。
1978年12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机场的中国赴美访问学者
柳百成兜里的50美元一分未动，本来这笔钱准备上交给大使馆，但被谢绝了，大家伙就商量着买几卷胶卷，在华盛顿拍照留念。
多亏这几个胶卷，留下了他们初到美国首都，在国会大厦、白宫附近的身影。这些身影从此永远留在中美两国交往史中，留在中国留学史上。
1979年1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的9位学者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留影
52名留学生在美利坚大学和乔治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强化英语学习后，就分赴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紧张学习。
柳百成去了威斯康星大学，他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士。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学电子显微探针实验室
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后，他在最后一个学期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学习。
1979年初乔治敦大学校报刊登了中国学者接受采访的情景。照片中的人物是柳百成（中）和张育曼（右）
住在房东家时，柳百成看到房东八九岁的儿子在玩苹果电脑，虽然当时的他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敏锐地察觉到，电脑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
就这样，年近50的柳百成跟20多岁的大学生在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最开始很吃力，但柳百成一心想着将先进技术带回中国，他就几乎在每晚8点都带一杯咖啡到机房，编程序到夜里两三点。
1980年，柳百成在MIT与导师M.Flemings教授合影
柳百成回国后，开辟了计算机技术和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他的团队发明了国内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模拟仿真软件“铸造之星”，把传统的铸造行业提升到了高端技术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这52名留学生日后都成了各领域的佼佼者——
其中有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南明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应隆安、密码学专家裴定一、地球物理学家吴如山3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名。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
这52名留学生是射向遥远天际的一道晨曦，由此天将破晓，灿烂的朝霞就要升起，辉煌的旭日随之喷薄而出。
在他们身后，留学潮涨潮了，一浪接一浪涛声不竭，浪浪相逐，声势愈加高涨，蔚成中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
在这个留学大潮中卷起的浪花，最先涌向美国，随后涌向日本，然后是西欧，再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扩展，接着向俄罗斯、印度、韩国……向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涌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涌动着一股出国热。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当时出国有公费和自费两种选择。
虽然自费留学制度逐渐放宽，国人对留学的渴望被彻底点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筹备出国留学这件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经济实力等方面因素，能自费出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争取数量有限的公费名额。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相中”了一个叫林毅夫的学生，将其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读。
同年，北京大学的大三学生易纲被公费派往美国大学学习经济和管理，易纲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为了赚取生活费，他每周都要去校食堂刷盘子。
睡在易纲“上铺的兄弟”海闻也想出国，但没有拿到公费名额，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去国外深造的决心。
既然公费不行，那就自费留学。
易纲（左）与海闻（右）
海闻大三就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外学校的资料，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到北京图书馆查询，虽然查到的都是美国各大学多年前的招生简章，但海闻还是会按照上边的地址，一封封寄信。
最后，海闻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1982年初，海闻初到美国
林毅夫是三人中最早回国的，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
易纲和海闻都分别获得了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回国。
1994年，林毅夫、易纲和海闻等人一同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后来，这三人也分别有了新身份——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林毅夫：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
海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那些年，见过发达国家模样的中国人，总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祖国也变得越来越好。
1980年的12月底，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门口，46岁的陈春先站在寒风中，与一个个骑着自行车前来的人热情地打招呼，来的人共有14个，他们都是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和力学所的研究人员。
老陈准备撺掇着大家一起搞件“大事情”。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早年留学过苏联，曾跟陈景润一同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在老陈去了三次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之后，他决心要让中国也拥有自己的硅谷。
他圈定的“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中关村。
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可以说，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1984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景象
2017年，中关村已经取代硅谷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中心！
到了1985年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从最初的52人增长到了3.8万人。
之后中国十余年的辉煌，属于他们。
这一年，浙江农家子弟吴鹰揣着30美元来到美国，飞机上花了1美元买啤酒，在机场还给难民献了2美元爱心。
最后兜里只剩下27美元的吴鹰在美国新泽西州开始了他的留学、打工生活。
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期间，吴鹰的美国经理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一万人的高科技通信公司。”
10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熟悉吴鹰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的成就和荣耀之中，吴鹰更看重的是他的中国人身份。所以，才有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那几年，有很多人陆续选择了走出国门。
1987年，徐小平来到加拿大，当时为了出国，他还拍卖了最心爱的格洛弗音乐词典。
徐小平一路刷盘子，才把自己“刷”到毕业。毕业后，什么工作都尝试过：外卖员、翻译、卡车司机，甚至是全职奶爸。
直到40岁，徐小平才被俞敏洪给叫回了中国，之后也就有了新东方与“三驾马车”的故事
“我知道，中国才是能让我枝繁叶茂的土壤，只有在中国，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霸张朝阳比徐小平早一年出国。
1986年，他在与全国各高校700个尖子生的厮杀中突围，靠着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
在张朝阳来到美国的一年后，李彦宏才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但他在大三就明确了自己要出国的志向。
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毕业户的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从华尔街离开，加入硅谷著名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成为创建 EPS 技术的第一人。
当时的李彦宏，年薪已经10万美元，同时还坐拥华尔街道琼斯子公司70余万股期权。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徐勇揣着120万美元回国，创办了百度。
沈南鹏和梁建章都在1989年来到美国，沈南鹏先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之后又退学报考了耶鲁大学商学院，复旦天才少年梁建章则去了斯坦福拿了个经济学博士。
10年后，沈南鹏、梁建章等人携手创立了携程。
梁建章与沈南鹏早年合影
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雄狮沉睡了许久，但一些人正在用国外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慢慢唤醒她。
1993年，中国进一步放宽了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正式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虽然只有十二个字，但“来去自由”却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转变，表明出国人员进出国门不再受到约束，这等于给方兴未艾的出国热加了一把火，许多人在海外亲友的担保下开始自费出国。
与此同时，9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起点感的时期。
尤其是Internet的到来。
1993年，互联网在美国尚且都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玩意儿，更何况是在那会儿压根还没接入Internet的中国。
但在这一年，却有一个留学生写了一篇长文《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这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文章作者，就是中国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奠基者，田溯宁。
田溯宁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预感到或许这是一个缩短中美差距的绝佳机遇，他已经做好了将Internet带回国的充足准备。
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BBS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这个讨论区，第一个登录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
丁健
很快，田溯宁和丁健两人就合手创办了以Internet技术为核心的亚信公司。
1995年1月，邮电部开始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这个工作，就是亚信完成的。
这件事成了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也打开了那无比神秘的黑匣子。
很快，狂欢开始了。
长期客居他乡，虽然拿着高薪，但始终找不到自我，这种感觉常常将张朝阳折磨得疲软无力。
1995年，张朝阳在31岁生日后的一天回到北京，走下飞机舷梯，没想到11月的北京这么冷的张朝阳搓了搓手。
其实张朝阳也不知道要回来做什么，但他只知道，必须要回到中国来。
后来，他仿照杨致远的雅虎网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搜狐。
1998年的某一天下午，清华大学9号楼男生宿舍走道上，3名穿着打扮明显不是学生的年轻人拦住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男生问：“你们系计算机技术最好的人在哪里？”
被问的学生一愣，他想起了科技协会主席周枫，便指着最边上的一个宿舍门说，“在那里，叫周枫。”
周枫听说这三个年轻人在创业，于是也开始了自己在这家创业公司的兼职生涯。
而这家公司，就是在1999年创立的ChinaRen，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那三名年轻人分别是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创业时，杨宁最小，只有22岁，陈一舟最大，28岁。
在清华宿舍楼里，被拉进ChinaRen成为打工人的周枫，后来也以GRE满分的成绩，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生。
回国后，周枫成为了网易有道CEO.
1999年，是神奇的一年。
李彦宏、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黄沁、张永青、唐海松、邵亦波、沈南鹏这些在美国混得得风生水起的留学生都纷纷在1999年卷入中国的互联网江湖。
梁宇也从加拿大兴致勃勃地回到国内，他与在广州的Fishman会合，一起创办了天夏，在2000年7月推出图文MUD《天下》，他们不曾想到的是，他们撬动了中国互联网最赚钱的一块蛋糕——网络游戏。
除了互联网，科技界也因为一名留学生的归来大变天。
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邓中翰，是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1999年回国后，邓中翰马不停蹄地在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邹胜龙回国的脚步要比上述留学生晚上几年。
虽然邹胜龙的爸爸邹德骏是个传奇人物，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拥有多项发明的发明家，但当时为了给邹胜龙凑出国的生活费和学费，也掏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1997年从杜克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后，他去了硅谷面试。
当时邹胜龙选了两家有适合自己岗位的公司，到了地方才发现，这两家公司就开在一起，右边的一家占据了两层楼，而左边那家只开在地下车库，邹胜龙想当然地选择了右边的大公司。
最后才知道，地下车库那家公司，就是Google.
其实邹胜龙本来只想当个普通的打工人的，就在他准备开始申请绿卡、买房，一步步融入美国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留学生朋友李彦宏、徐勇、杨宁都回国创业了。
百度和ChinaRen获得了巨大成功，被卷到的邹胜龙决定回国，和杜克大学的同学程浩一起创业。
于是，也就有了迅雷。
程浩（左）和邹胜龙（右）
无论是留学市场，还是国内的创业环境，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千禧年悄然来临，在世界洪流中激流勇进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从2002年开始，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90％以上。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归国潮”。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让他们不想再做巨变的旁观者，而是投入其中，做巨变的创造者。
这其中，也不乏确实拽动着中国往前走了不少的海归精英。
1982年，黄大年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93年初冬，黄大年踏上了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的路途，他朝着给他送行的同学使劲挥手，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出：“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在英国的那几年，黄大年已经摸到了他所在领域的国际天花板——
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
事业骄人的黄大年，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祖国。
“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黄大年（右）与其父母、女儿在英国的合影
2009年的一个冬日，黄大年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他的决然，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在生命中的最后七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归大佬，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迄今为止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华人学者姚期智“归心似箭”。
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与杨振宁一同放弃美国国籍，在清华大学先后创办“姚班”“智班”“清华量子信息中心” “交叉信息研究院”。
姚期智亲自授课，指导论文，十余年间，将一批又一批的拔尖创新人才输送到世界学术舞台。
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施一公，也回来了。
在美国，普林斯顿给了施一公做研究最好的环境，还出资送了他500平米的独栋别墅、1英亩的花园，但施一公选择了通通放弃，他要回到母校清华，育人。
2009年至2017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国人才带领下，已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70多篇，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
而施一公的老师，正是1978年公派出国留学的1/52的现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南明。
是育人，也是传承。
除此之外，学成归来的还有各界的领军人物——
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使中国在各自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谢晓亮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
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潘建伟与墨子号模型
43年，能干什么？
43年，中国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
4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能从52人，累计达到700万人。
43年，我们能从仅有几十人回国，到2009年回国人数突破10万，再到突破40万，甚至可能迎来100万。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
图源：国家信息中心
无数留学生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下一个40年的辉煌由谁人继续书写？
正是屏幕前的百万归国的学子！
盼望你们学成归来，期待你们的光明未来！
